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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會址里的三代解說員:靜觀這個城市的變化
發表時間:2015年01月15日 16:14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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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新陳列館內景。 賀俊怡 攝


遵義會議新陳列館外觀。 賀俊怡 攝


三位解說員在遵義會議新陳列館內合影。 楊茜 攝

 

  中新網遵義1月15日電 題:遵義會議會址里的三代解說員

 

  記者楊茜

 

  1月15日,八十年前的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遵義會議,從此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走在遵義老城區文化廣場,冬日仍看到花開艷麗,紅軍街上歌唱隊歌聲飛揚,閃閃紅星燈吸引來往的游人,市民在水幕電影前紛紛留影,這些喜慶的氣氛都在迎接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位于遵義老城子尹路東96號的遵義會議會址安靜的矗立著,80年來,這棟樓兩層高的小樓就這樣靜觀這個城市一切變化。

 

  遵義因這棟小樓成名,這棟樓大門口的大匾上“遵義會議會址”6個金色大字為毛澤東所書,在中國諸多革命舊址中,遵義會議會址獲得這份惟一由毛澤東題名的殊榮。這一歷史遺址是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用了整整4年時間尋找和認定的,“遵義會議會址”指的只是占地面積528平方米的主樓及很小的院落。

 

  1955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后,很長時間里,這棟被世人矚目、時常出現在宣傳品上的二層赭色青磚小樓和小樓所在的小院,參觀者大都會在小樓前留影紀念,并爬上小樓感受當年的情形,甚至可以伸手觸摸那些當時使用過的器物。現在,為了文物的完好和游客安全,游人已不能上二樓,游客可以在遵義會議陳列館里了解更多有關遵義會議的故事。

 

  在遵義會議新的陳列館里,工作人員正為對外開放做最后的文物陳列檢查,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和工作一年多的解說員在陳列館里分別講述她們作為解說員的故事。

 

  張云蓮:我是解說員我驕傲

 

  “我們當時的解說是上課式的解說,帶有絕對的權威,但也絕對的機械。”1978年進入遵義會議會址工作的張云蓮說。那個時候,前來遵義會議會址參觀的大多是單位組織前來學習的團隊。

 

  “當時的解說是千人一詞,定點講解,解說途中沒有人說話,大家嚴肅認真,對解說員有著絕對的信任和不可辯駁感,但我們的解說也是機械的背誦,絕不會出錯,跟印在腦子里一樣。”張云蓮說。

 

  1978年,中國剛剛對外開放,地處西南的貴州交通不便,前來參觀的人也不多,張云蓮是解說員,同時也做著文物征集、保管等工作。

 

  “那時候街坊鄰居問我什么工作,我總是很自豪告訴別人我是會址的解說員,說出這六個字約等于證明自己出生好、形象好、有學歷。”張云蓮大笑著告訴記者:“這是當時很高的榮譽。”

 

  如今走遵義會議新陳列館內,張云蓮仍然清晰記得曾說過千萬遍的史實,并會對新解說員指出解說的不當之處。

 

  楊麗:游客要考解說員

 

  1998年開始在遵義會議會址講說的楊麗現在是會址宣教部主任,楊麗覺得改革開放20年后,交通不斷發展,人們思想不斷開放,前來會址參觀的游客在面對解說員時,更多的是交流甚至是“考試”。

 

  “我們做解說工作,要說好普通話,好學,更重要是靈活機動應變能力強。”楊麗說。“更多游客在參觀和聽解說的過程中,喜歡跟我們交流,將他們感興趣或了解的部分進行深入交流,會有很多想不到的問題。”

 

  楊麗印象最深的一起講解是陪著一位70多歲的老人參觀會址。老人一個人來到會址,將會址每一副照片、每一段話都仔細看閱,并且會提問,問題不僅有關遵義會議,還會擴展到紅軍長征路上很多事情。“這一次講解全程一共5小時,老人家的問題我基本都答上了,當時也正好從井岡山、西柏坡學習回來。我感覺自己是完成了一次嚴肅的考驗。”楊麗說。

 

  楊麗認為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游客獲得信息的來源開始增多,前來參觀時,游客愿意和解說員交流,說出自己知道的故事。“也有不少游客在交流的目的就是想考解說員,甚至要以考倒解說員為樂趣,這也要求解說員不斷學習,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楊麗說。

 

  高蕓:尊重歷史傳播正能量

 

  25歲的高蕓在會址工作1年4個月,已成為會址四星講解員。談及這一年工作,高蕓說:“夢里我都在看長征史和查錄在會址里出現的領導人的故事。”

 

  2008年,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向游客免費開放,講解員也開始掛牌服務、評定星級。高蕓憑借刻苦的學習和良好的態度征服游客,用一年半時間從一星講解員成長為四星講解員。

 

  對于流程性的解說詞,解說員都印在腦里,不會出錯。但是面對不同的群體,采取不同的解說方式已是解說員必備的素質。“給游客講解也要因人而異,成年人可能很喜歡歷史,講得要深入細致一些,但小朋友只對紅軍用過的實物更感興趣,用活潑的方式講解,讓孩子們記住關于遵義會議的一些故事也好。”高蕓說著自己的講解心得。

 

  解說員每周都有學習,高蕓除了統一的解說詞外,通過閱讀相關書籍,更增添解說的知識性和趣味性。

 

  談及自己在遵義會議會址的解說員工作,高蕓說:“站在這里就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首先要尊重歷史,更要傳播這段歷史。作為解說員,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歷史,在講解中不少游客喜歡談及野史故事,每到這個時候我都要勇敢說不,將史實用游客最能接受的方式告知。”

 

  三位解說員站在遵義會議新陳列館里,她們都認同地說:“在這里、真實、權威最重要。但是時代的發展也讓我們與游客交流增多,多媒體展示和聲光電效果,讓大家更能真實感受歷史。”

 

  從遵義會議會址對外開放后,小樓一直是游覽的地標,以前,為游客留影攝影師很火,現在的游客大多自駕車,帶著攝影器材、手機、IPAD等,拍照的工具豐富多樣,原來的攝影工作也變為了穿著紅軍服等進行情景拍攝。

 

  高蕓說:“解說員的壓力現在越來越大,以前只是面對你看得見的游客,現在,通過社交平臺,解說員面對的是網絡上數以萬計的網友和潛在游客,對我們的專業性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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